上海解放初期，一个西药中介商人于深夜遭枪击身亡。死者生前曾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当过十几年的华捕，警方怀疑他的被害与这段经历有关。蹊跷的是，就在他被害前一天，他的妻子乘坐电车时遭人栽赃，被警方当成扒手审了一下午。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午夜命案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警方深入调查，竟然破获了一起重大历史悬案……

　　对于广大上海市民来说，这是一个普通休息日，人们或利用假日料理家务，或走亲访友，或上街购物，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合适的安排。但对于公安民警来说，就没法儿这么轻松了。上海解放不过七个月，治安状况虽说有所好转，但形势依然严峻。时值农历年岁末，侵财型案件多发，公安机关多是连轴转，不可能安排警员周末休息。特别是地处闹市中心的黄浦公安分局，不但寻常警员，包括内勤在内都得加班，跟“长”字有关联的干部更是闲不下来，分局长带头，下面的正副科长、股长、队长即使有个头疼脑热的也不休息，或带队巡逻，或处置被抓现行折进局子的扒手骗子流氓之类。

　　上午十时许，治安民警彭开复、刘季川在南京东路上巡逻至福建中路时，一辆刚从他们身旁铃声当当缓缓驶过的有轨电车忽然停下来，几个男乘客从车上揪下一个身穿紫红绸面丝棉袄的女子，嚷着说抓住了一个扒手，交给民警同志处理。

　　女扒手三十五六岁模样，双手捂住了脸哭泣着，尚不能看清其长相，从衣着装扮来看，算不上阔太太，但至少是个富裕家庭的少奶奶之类。扒手这类江湖角色，作案时化装成三教九流中任何一类角色都可以，当然必须装得像，有迷惑性，让作案对象丧失警惕，总之一句话，一切都是为了顺利作案服务。如果没有这种“装”的本事，没有超出寻常同行的手段，那最好不要把自己装扮成另类，否则，别说作案得手，只怕还没下手就已经让人给识穿了。因此，道上朋友有共识，凡是把自己装扮成大老板阔太太或少爷少奶奶模样的扒手，都是这一行里的高手。可是，眼前这个女子却是例外，不知怎么竟然失风了，而且是栽在几个一看便知对于反扒纯属外行的普通乘客手里。

　　彭开复、刘季川都是留用警察，早在抗战前就已经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刑事捕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上租界巡捕房被日军占领，组建了汪伪政权把持的伪警察局，他俩仍是治安警察。抗战胜利，接收伪警局，两人还是端着这个饭碗。这些年下来，虽然没有破过什么大案，但经他俩之手拿下的扒手骗子之流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属于老资格的治安警察了，别的不说，经验应该是颇丰富的。现在，面对着被四个乘客从电车上扭送下来的女扒手，两人都有些不解——打扮成这个样子的扒手多半都是高手，可这个女子双手捂脸只管哭泣之举，似乎不是高手的做派，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是在过去，彭开复、刘季川碰上这种情况，掏出手铐把扒手铐上，问明失主是哪位，在附近路边随便哪家商店的店堂里做个简单的笔录，让失主留下地址，在笔录上签字，然后把扒手带回警局即可。但现在是新社会，工作要求不同了，分局领导经常教育，工作再忙，也不能忙中出错，而是要越忙越细，把差错率降到零。所以，此刻他们的做法是要求失主和三个见义勇为的乘客一起去分局。被抓了现行的女扒手也没有上铐——这时围观的路人已有不少，女扒手犹自双手捂脸哭个不停，要上铐的话恐怕要用强制手段，两个警察对付一个弱女子，彭、刘担心此举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女扒手捂脸的举动也让二人心下生疑，干脆由着她表演，到分局再说吧，反正人已经在跟前了，逃是逃不掉的。

　　到了分局，先把女扒手关进临时羁押室，然后分别对三个见义勇为的乘客和失主进行询问。三个乘客分别姓章、吴、陈，互相之间并不相识，今天还是第一次见面。他们是从外滩上的电车，分别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吴某上车时占到了一个座位，其他人都是站着的。通常，站着的乘客都会把目光投向车窗外“望野眼”（沪语，意即随意浏览），坐在窗边的乘客多半也是如此，不会留意车厢里其他乘客的举止。但坐着的吴某位置不靠窗，而是挨着过道，目光只有落在其他乘客身上，于是，这个女扒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一当然是她那副打扮，不但衣着光鲜，还戴着个白色的大口罩。第二，这个女人是在吴某之前上车的，车到外滩，有人下车空出了座位，但她却没有坐，刚上车的吴某倒是捡了个便宜。吴某对此有些不解，所以对这个女人也就多留意了几眼。

　　这一留意，就看到这个女子稍稍挪动身体，也没见到她有什么动作，但转过身来时手里已经多了一个男式皮夹子，极为麻利地扯开坤包拉链把皮夹子放进去，接着就往车门口移动，看上去是打算到站就下车。这时吴某忍不住叫嚷起来：“大家皮夹子要当心啊！” 车上乘客惊疑不定，继而失主发现丢了钱包嚷嚷起来。吴某暗暗指了指那个女子，章、陈两位乘客立马将其截住，招呼司机临时停车，把女扒手从车上揪了下来。

　　失主是一个说一口带苏北口音沪语的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姓宋，在十六铺“鼎盛渔行”做账房先生，今天去新闸路拜访朋友，不料被扒手盯上了。他说自己在上海滩待了近十年，满以为对当地已经很熟悉了，竟然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想想颇有些后怕——皮夹子里有三十多万钞票呢（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

　　女扒手被关进羁押室前，警方扣留了其坤包以及随身物品。当下取出坤包，扯开拉链一看，里面果然有宋某所说的那个钱包。人赃俱获，还有人证，而且不是孤证，这就形成证据链了。宋某和吴、章、陈在笔录上签名按了指印，办案民警告知宋某，三天之内会通知他前来领取钱包。

　　之后，彭开复、刘季川把女扒手从羁押室开出来讯问。女扒手此时已经不哭了，双手也不再捂着脸。民警发现这个女人长相还是蛮标致的，瓜子脸，五官精致，尤其是一双凤尾眼，尽管已经哭得红肿，犹自顾盼神飞，两条柳叶眉没有描过妆，是那种罕见的天然黑。可惜，这样一副脸容被人为破坏了——左侧腮帮处有一道五六厘米长的紫色伤疤！

　　看到这道伤疤，彭、刘恍然：她一直用手捂着脸，原来是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这道疤痕以免丢丑。彭开复的思维比刘季川快半拍，随即想到之前的疑虑，如此打扮的扒手多半是高手，此女却栽在几个普通乘客手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女子被抓现行后，双手捂脸避免伤疤被人看见，却一直未对是不是自己作案作出反应，这个案子可能存疑啊！

　　于是，讯问就必须进行得细致再细致。先问了对方姓名、年龄、住址、职业等基本情况，此女名叫金潇漪，三十五岁，住提篮桥区大连路，曾在上海女子银行工作过数年，因脸伤辞职，目前无业。家里就她和丈夫两人，丈夫柏森林系西药业经纪人，两人结婚十六年，未曾生育，曾有过领养孩子的念头，但后来又打消了主意。

　　然后言归正传，问她在电车上扒窃之事。金潇漪答称不知道，没有印象。民警随即出示证据，面对从她坤包里搜出的钱包和证人吴某、失主宋某的书面证言，金潇漪只是一声冷笑，腮帮上的那道疤痕更显狰狞。此后无论民警怎么问，金潇漪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没有印象。

　　彭开复、刘季川稍一商量，决定去向领导请示。治安科领导听了汇报，同意拘留，不过，刑事拘留必须经分局局长签字后方可执行，彭开复就拿了报告去见分局局长侯季五。侯局长是老八路出身，担任过蒙阴县保卫局长，滕峄边、临沂、运河、峄县、寿光等县公安局长，济南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是个老公安，办案作风谨慎细致，这当儿又正好有点儿空闲，正喝着大叶茶看当天的《解放日报》。看了彭开复递上来的报告，随口问了问情况。通常问过情况后就要签字了，但侯局长却不签，把报告放在一旁，说你们往她居住地管段派出所打个电话，问一下这人平时的情况——一个做过银行职员的女子与扒手之间的身份差距实在太大，你们注意过她的手吗？扒手的手应该有职业特点，就说女扒手吧，为了方便作案，一般指甲不会留长。当然，女扒手也可以使用特制的镊子作为作案工具，你们在她身上发现这类工具了吗？

　　一语点醒了彭开复，连忙说没有留意过，正要检讨，被侯局长打断，说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把情况弄清楚吧。

　　彭开复回去跟刘季川一说，刘季川连连点头，说咱们当初是大意了。于是，两人就按照侯局长的指示，前往金潇漪住所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情况。

　　管段派出所户籍警小娄介绍，金潇漪的父亲是法租界洋行的一名职员，家境还算不错，所以有能力供养她读到了初中毕业，这在民国女性中已经算是中等偏上文化水平了。初中毕业后原本还想上高中，但父亲的意思是让女儿抓住机会——女子银行正好招聘职员，待遇优厚，职业体面，可以去试试，如果不能录用，再上高中继续学业。金潇漪听了父亲的话去面试，结果被录用，那年她十八岁。在银行工作了三年，嫁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探员柏森林。两人的姻缘乃是一个“英雄救美”版本——那天银行年终清点账目加班，午夜过后，金潇漪下班路上遇到两个流氓，动手动脚图谋不轨，最后竟把她捂着嘴扯入了一条小弄堂。也是巧，柏森林正好住在这条弄堂里，当晚他因查案子也是晚下班，见状二话不说便拔枪射击，一枪打断了一个流氓的腿骨，另一个仓惶逃窜，被柏追上擒获。两个流氓被送上法庭判了徒刑，金潇漪也就跟柏森林谈上了恋爱。

　　年余后二人结婚，不久抗战爆发，上海华界被日军占领，但并未影响这对夫妻的日常生活，当时租界还在，两人都在公共租界上班，未曾受到日本侵略者的骚扰。这样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沪上租界被日军占领。这时柏森林已晋升为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捕副探长，但他不愿为日伪政权效力，辞职与朋友合伙做西药及医疗器械的中介生意，后独资经营。而金潇漪的工作并未受到影响，因为女子银行属于私企，不存在“接收”情况，得以继续经营。当时她已怀孕三月，原本准备再上四五个月的班，就请假休养保胎，不料横祸骤然降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42年元月初的一个寒风呼啸之夜，金潇漪从娘家返回自己的住所。当时她坐一辆三轮车，车至弄堂口停下，她付了车费走进弄堂，才往里走了十来米，弄堂深处倏地窜出一条黑影，从她身边飞掠而过的时候，她只觉得脸上剧痛，抬腕捂住左腮，竟沾了一手鲜血！

　　从此，金潇漪脸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消除的疤痕，不但破了相，还因过度惊吓导致流产。案件发生后，日伪警察局立案侦查，侦探出身的柏森林也停了生意，自己直接进行查访。日伪警方的调查没有结果，柏森林自己的访查倒是获得了一些线索：案件制造者系六年前欲对金潇漪图谋不轨的两个流氓，那两人各被判刑三年，早已获释。在监狱服刑时，他们就咬牙切齿发誓要进行报复，只是获释后因柏森林的巡捕房副探长身份，不敢妄动。最近得知柏森林已经辞职去做生意了，便决定下手。对柏森林本人他们有顾忌，毕竟柏森林是受过擒拿格斗训练的，身上藏把枪也有可能，他的枪法他们是领教过的，遂把金潇漪作为报复目标。柏森林查到以上情况后，决定自己行动，先把凶手抓了再说。可是，那两个流氓突然销声匿迹了，从此不知去向。

　　金潇漪破相后不再去银行上班，怕外界看到自己的相貌，也极少出门，必须出门的话，一定会戴口罩。为此，丈夫托人从海外购买了适宜于在气温高的环境中戴的特制口罩。好在柏森林的生意做得还不错，经济不必担忧，金潇漪即便不上班，生活也不受影响。

　　小娄介绍完上述情况后，谈了自己对金潇漪被指控扒窃的看法，认为金不可能是扒手，她既无扒窃技能，也缺乏作案的胆量，更没有犯罪动机。彭开复、刘季川两人也有同感，待进一步分析下去时，一个男子闯进了派出所。

　　急匆匆闯进来的男子就是金潇漪的丈夫柏森林，他是前来报告其妻失联的。金潇漪自破相之后，一直郁郁寡欢，经常数月不出门，偶尔在丈夫的劝说下，才在晚间由柏森林陪同去外滩、南京路、淮海路转一圈，每次都必定戴上口罩，有时还会戴上舶来品墨镜。

　　可是，这天却是例外。早上柏森林出门前，妻子突然告诉他说想去静安寺转转，烧一炷香。柏森林自是极力赞同。他本该陪妻子一同前往，但因上午有重要客户去其“顺煌西药器械经纪事务所”洽谈生意，故对妻子提议，烧过香后不要直接回家，可到事务所与其会合，两人去附近的梅龙镇酒家新设的情侣小包房吃饭。金潇漪想了想，点头同意了。

　　柏森林在十一时许送走客户后，就一直在等候妻子。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动静，觉得奇怪，不就是上一炷香吗，要这么长时间？又等了片刻，心里有些不安，想去寺庙看看是怎么回事，又怕金潇漪正在过来的路上两人走岔了，就往静安寺拨了个电话，请接电话的执事僧人帮忙去大殿询问一下，是否来过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女香客。

　　十二点左右，对方回电，说查问了大殿的值事沙弥和院子里打扫卫生的僧人，都说没有见过戴口罩的女居士。巡捕房刑事侦探的职业性敏感，让柏森林隐隐有一种可能出事的担心。定定神，他寻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妻子临时改变主意，并未出门。家里没有电话，柏森林就决定赶紧回家一趟查看究竟。

　　回到家里一看，没有人，问了邻居，说看见你家太太戴着口罩挎着个坤包九点多出门的。这下，柏森林真的慌了，回想从不信佛的金潇漪突然要去寺庙烧香之举，也觉得反常。想了想，决定去派出所报失踪，指望民警能够相帮找一找妻子究竟去了哪里。再不济，至少可以给周边派出所打电话询问一下情况。

　　当下，小娄听柏森林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便指着彭开复、刘季川说这是黄浦分局的同志，就是为你妻子的事情来的。柏森林浑身一震，急问发生了什么情况。彭开复把金潇漪之事简述了一下，却见柏森林的神情随着自己的叙述竟然渐渐放松下来了。柏森林告诉民警：“说她扒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柏森林说出的理由不得不令人信服：金潇漪那次不幸遇袭不但导致她破相流产，而且还影响了其神经系统，致使她在最近出现了四十岁以下的人中很少出现的帕金森病症状。由于金潇漪拒绝外出去医院检查，三个多月前，柏森林联系了一位广慈医院的法国神经科医生上门诊断，断定金患上了轻度帕金森症。该病症的早期症状是上肢远端发生静止性震颤，即人们平时所说的“手抖”，金潇漪的症状较为明显。因此，她就不可能是扒手。柏森林是刑事侦探出身，接受过英国教官的训练，虽然已经改行，但老本行是忘不掉的，当年他跟扒手打交道也不比彭、刘二位少。当下稍稍一说，彭、刘就点头表示认同。刘季川说，他在讯问时注意到金潇漪的手在颤抖，还以为她是紧张，没想到竟是病症。

　　返回黄浦分局后，彭开复、刘季川向治安科领导汇报了调查情况，请示是否将金潇漪送医院作个医学鉴定。考虑到金潇漪的特殊情况，彭、刘除了让她戴上口罩，还叫了一辆三轮车，嘱咐车夫拉上篷罩，放下挡风的棉帘，然后前往附近的公济医院（今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经公济医院专家会诊，确认金潇漪确实患有帕金森症——有这种症状的人当然跟扒窃这样的精细活儿是没法儿搭界的。然后，又对在金潇漪的坤包里发现的钱包进行指纹鉴定，由于金潇漪并没有接触过，上面自然也没有她的指纹。

　　当天傍晚，接到通知的柏森林前往黄浦分局把妻子领回家。同时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警方查明其妻遭到诬陷的原因。黄浦分局自1949年6月上旬挂牌以来第一次遇到当众错捕对象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应该是民警着了不法歹徒故意设置的套套儿。分局非常重视，侯季五局长出面向柏森林表示歉意。柏森林大为感动，简述了自己对此事的估断，认为可能是那两个流氓再度对他进行报复。上海解放后，他曾在去年9月、12月分别收到两封寄往其事务所的信函，扬言要报“一枪六年”之仇（指挨了一枪和两个作案者一共坐了六年大牢）。当时，他把那两封信函交给事务所所在地的新成公安分局了，分局出具了收条。侯局长表态，一定迅速进行调查，不管结果如何，都会通知他本人。

　　彭、刘二人分析，既然有确凿证据表明金潇漪不是扒手，而且根本没有接触过那个钱包，那就可以确定她是受到了别人的诬陷。对于彭、刘两人来说，此刻要完成的使命包含着两部分：一是要查明是谁策划及实施了这起诬陷案件，二是为什么要诬陷金潇漪。真如柏森林所怀疑的，乃是当年那两个流氓为了报“一枪六年”之仇，还是另有其他目的。他们又应该从哪里着手进行调查呢？

　　宋某昨天在分局登记的名址是：宋万林，住卢家湾区鲁班路91号。于是，彭、刘就去了管段派出所，随身带着从金潇漪的坤包里搜出的那个钱包，以送失物的名义要求派出所通知宋某前往该所领取。可是，当他们向户籍警报出宋某的姓名和住址后，对方却说该址是一所私立小学。赶去一看，果然！问了校长等人，都是一头雾水。

　　彭开复、刘季川意识到有问题了，随即用派出所的电话机往渔业批发公会打电话查询到十六铺“鼎盛渔行”的电话号码，拨打过去一问，渔行老板说他这边的账房先生姓马，浙江鄞县人氏，四十岁，是个戴近视眼镜的瘦弱先生。民警提到了宋某，老板说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人。

　　彭、刘再按照吴某留下的地址前往普陀区朱家湾，这回直接去实地查询，打听下来该地址是有的，但那是一家南货店，问遍了老板、店员、学徒，都说不知道吴某其人。又去了管段派出所，也是一无所获。

　　至于相帮抓“扒手”的章、陈两人，这二位所留的姓名地址倒都是真实的，不过留的是家庭住址，又不在一个区，相隔得比较远，有一个还在浦东，一一查访到时已经是傍晚了。

　　累点儿倒也无所谓，问题是仍然一无所获。两人的陈述与在分局所说的完全一致，都是在电车上听见有人（吴某）提醒“皮夹子要当心”，然后“失主”（宋某）说他的皮夹子丢了，而吴某则暗指“女扒手”，他们就不约而同出手捉拿了。如此看来，章、陈两人与诬陷案没有关系，该案是宋某、吴某蓄意制造，他们两个不过是受了利用站出来抓“扒手”而已。

　　当晚，彭、刘向治安科长报告了上述调查内容，得到的指令是：该案已经正式立案，你俩继续调查！

　　此时，彭开复、刘季川有两个调查方向可以选择：一是继续盯着“失主”宋某和其同伙吴某往下追查，另一个方向则是对金潇漪的丈夫柏森林反映的那两个对他们进行报复的流氓进行调查。二人分析了一番，推测吴、宋对金潇漪进行栽赃陷害，也许是受那两个流氓的指使。两个流氓蹲过三年大牢，反侦查经验丰富，搞报复也就不再自己出面，而是“委托代理”。当然，这种活儿即便在旧社会也会受到警方的追究，现在上海滩已经解放，公安肯定不会放过他们，所以，这二位不会把自己的情况透露给他们的代理人。如此，即便费尽周折抓获了吴、宋两人，只怕他们也无法提供幕后指使者的线索，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于是两人决定，与其到时候还得花费精力去追查那两个流氓的下落，倒不如直接盯着那二位查下去。

　　调查思路确定了，彭开复、刘季川却没来得及实施。案情急转直下，柏森林于当天午夜遇害了！

　　1月9日深夜，柏森林骑一辆黑色德国宝马R35轻型摩托车从其同孚路斜桥弄的事务所返回提篮桥区大连路的住所，驶经北京东路与外滩中山东一路交叉路口时，遭到黑枪袭击，柏森林当场死亡，摩托车被劫走。凶手骑柏森林的摩托车逃离现场时，被两个下夜班的路人瞥见，随即报警。

　　上海解放不过半年有余，民间肯定有私藏的，枪案偶有发生。但在外滩这种地段发生枪击命案，还是解放以来头一回，警方对此的重视可想而知。接到报警，派出所、分局和市局的大批警员迅速赶到现场，市局、分局的刑警和刑技人员对现场进行周密勘查。由于是枪击案件，必须找到那颗杀害死者的弹头，以确定凶手使用的是何种型号的手枪。

　　凶手是近距离射击，子弹贯穿死者的头颅飞了出去，刑警费了不少时间方才找到那颗弹头。稍后经鉴定确认，凶手使用的是美制史密斯·威森左。黄浦分局局长侯季五因之前曾接待过柏森林，率领一干刑警赶到现场时，一眼就认出了死者。侯局长先是一惊，马上联想到死者之妻金潇漪，暗忖凶手抢了摩托车，别是去提篮桥柏氏夫妇的住所又冲金潇漪下手了，当即点了三名刑警，命他们火速驾摩托前往。在场警员不得不佩服侯局长的记性，他竟然随口就把柏森林的家址明白无误地报了出来。那三名警员赶过去之后，见金潇漪平安无事，都松了一口气。但还是不敢大意，留下两人待在那里保护，一人驾车返回现场向侯局长复命。

　　这等大案耽搁不得，根据市局命令，当晚就成立了由市局与黄浦分局的十二名刑警组成的专案组，由于已过午夜，此时已是1月10日凌晨，此案就被命名为“1·10”命案，专案组由黄浦分局局长侯季五担任组长、市局刑侦处科长凌丰任副组长。

　　1月10日凌晨四时，专案组举行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之前已经以市局名义向全市各分局下达了截查柏森林那辆被劫的黑色德国宝马R35轻型摩托车的指令，会议刚开始，就有消息传来：新成分局夜间巡逻民警在同孚路斜桥弄（今南京西路吴江路）的“顺煌西药器械经纪事务所”旁边的一处隐蔽角落发现了这辆摩托车，车子完好无损。新城分局已经接到市局通知，知晓外滩发生枪击命案，但不知道枪击命案与这家事务所的关系，只是为说明坐标才提及该事务所。而对于以侯季五为首的专案组刑警而言，这无疑是一条新线索，他们之前没有想到凶手杀害柏森林之后会直奔柏氏的事务所而去。于是，侯季五立刻暂停案情分析会，全体出动，前往现场查看。

　　事务所位于斜桥弄的一幢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洋楼内，两扇镶着许多钝头铜钉的厚厚的实木门，外面是漆成紫绛色的活动铁栅栏拉门，拉门内侧的环套上拴着一串铁链，用一把长方形大铜锁锁着，实木大门上则安装着司必灵锁，所有的窗户外面也都装着手指粗的黑色铁栅栏。几个刑警看着，都说两道门和门锁、窗户完好无损，里面应该没有问题。侯季五和副组长凌丰交换了一个眼色，凌丰说凶手抢了死者的摩托车，如果仅仅是为了逃跑，他什么地方不好去，为什么偏偏要往这里来呢？

　　侯季五点头赞同，然后借着微弱的路灯光在一干刑警脸上交替扫视，最后停留在一张狭长的马脸上：“老朱，带着吗？”

　　这张马脸来到世间已有四十多年，脸部肌肉活动时眉宇间偶见若干皱纹显现，鼻子两侧的法令纹则已宣告长驻。这人是留用警员，也是上海滩的留用警察中唯一职业锁匠出身的刑警。当下，侯局长招呼老朱上前，包括正副组长在内的一干刑警尊重锁匠的行规，主动回避。只听见吱吱呀呀响了几下，链条上的大铜锁已经打开，没多会儿，大门上的司必灵锁也迎刃而解。

　　侯季五和凌丰的猜测是准确的，被市局第一个列入专案组名单的留用老刑警张圣奇在大门打开的一瞬间就立刻示意大家止步，说里面有血腥味儿，但是很淡，不会是发生了流血案件，应该是凶手的鞋底在外滩枪击命案现场踩着了死者的血迹，这血腥味就是血液在鞋底的残留，说明凶手进入过事务所了。

　　于是技术员首先进入现场进行勘查。大门里面是一个七八平方米的玄关，玄关左右两侧是事务所的办公室或者库房，往里则是楼梯，楼梯间被改造成了卫生间，楼上格局相同。技术员在玄关和每一间屋的地板及部分桌椅上都提取到了脚印。脚印之所以会到桌椅上去，是因为凶手进行了一次抄家式的搜查，每一间屋子都被翻腾过。特别是柏森林办公室写字台旁边的那个银箱，里面的所有物品都被扯出来翻了个遍，然后一古脑儿扔到对面桌子的下面。估计凶手考虑到时间不充裕，生怕警方随时会来被害人的办公点搜查，也就顾不上留下痕迹而只抢时间了。由此，技术员获取了多枚清晰的指纹和脚印，甚至还有几根头发。

　　令众人吃惊的是，银箱门上竟然挂着一串钥匙。老朱试了试，这串钥匙能够打开大门以及事务所里所有上了锁的抽斗箱柜。侯局长随即断定，外滩现场柏森林尸体上发现的那串钥匙是被凶手调了包的，凶手杀害柏的目的之一，估计就是获取钥匙进入事务所。

　　柏森林写字台的玻璃台板下压着一张单子，上面记下了全所十四名职员的地址，其中一个庄姓职员的宅址离事务所最近，随即此人被刑警请了过来。这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在事务所做会计。专案组请他过来，是为了核实一下，经凶手那么一番折腾，事务所里短缺了什么东西。

　　庄会计清点下来，说所里的东西一样也没短缺，私人物品他自己的没少，其他人的就不清楚了。估计应该不会丢失什么，因为每个职员的抽斗橱柜钥匙老板也有一把，大伙儿不会

　　把私房钱之类的值钱物品放在所里。刑警听着都感到有些不解，凶手费了老大劲儿是想干什么呢？看来只有一个解释：他是在寻找某样对其来说极为重要的东西，重要到可以不惜冒着开枪杀人的巨大风险。

　　事务所这边折腾完差不多天就亮了，案情重大，专案组只能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继续进行案情分析。第一轮分析下来，大伙儿认为这个案子虽然扑朔迷离，但案犯作案的脉络走向是比较清楚的——案犯急于获取掌握在柏森林手中的某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也可能是某桩秘密，而且还要夺去柏森林的性命，因为柏森林应该是知晓这个秘密的。

　　就是说，案犯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获取那件东西，二是使柏森林永久封口。为实现这个目标，案犯先实施了针对金潇漪的诬陷案，然后又对柏森林下手。对柏森林下手之举很容易理解，可诬陷金潇漪是想干什么呢？

　　对于专案组这些精选出来的精干刑警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个了不得的难题，大家七嘴八舌发表观点，大致上推测出了案犯的用意。联系到凶手在杀人之后驾车去事务所翻箱倒柜之举，之前对金潇漪实施诬陷，应该为的是把终年不肯出门的金潇漪骗离住宅，案犯就可以潜入其住所找他想要的东西了。找东西需要时间，仅仅把金潇漪骗到静安寺去烧香这点儿时间恐怕不够用，得想办法让她在外面多待一会儿，而且这种“待一会儿”应该是身不由己，否则金潇漪临时改变主意回家，那就麻烦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金潇漪折进局子，进了公安局，一时半会儿是查不清楚的，少说也得关她大半天，半天时间对于案犯来说就足够了。

　　尽管对金潇漪的诬陷实施得很顺利，但显然案犯在金的家中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由此案犯认为物品应该在柏森林的事务所内，于是重新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显示出案犯的急迫心理，打算一举实现两个目标——先把柏森林干掉，劫走其座驾，直奔柏的事务所翻箱倒柜。按照一般的侦查思路，杀人犯劫车之举肯定是为迅即逃跑。柏森林的这辆德国宝马摩托车，属于世界名牌，即便在上海滩这样的地方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可以说无论开到哪里都会吸引眼，车迷自不待言，非车迷甚至不识宝马品牌的人也会多看几眼。

　　而警方则因这是一起枪击命案，而且发生在外滩这样的敏感地段，肯定会全力调查，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对被劫的摩托车进行布控。按照通常思路，凶手应该不敢把这辆名牌摩托留在沪上，而是要骑着它逃离本市。这样，侦查视线就被巧妙地转移了，凶手也就有时间对事务所翻箱倒柜了。在事务所折腾一番之后，凶手果断扔掉了摩托——再骑着这辆车招摇过市，落入法网只怕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了。

　　理清了案犯作案的脉络走向，然后就该为其作一个小结了，将其在整个儿作案过程中所显现出的特点梳理出来，以便于往下的侦查—— 之一，应该说案犯（包括制造诬陷案的宋某、吴某等人）的作案手段很是了得，具有不凡的扒窃本领，能在电车上把预先准备好的钱包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入金潇漪的坤包里，并把拉链扯上。

　　之二，凶手会驾驶摩托车、能熟练使用，而同时具备这两样技能的角色在民间并不多见。之前所说的拥有不凡扒窃技能的人多半又不会拥有这两项技能，只有接受过宪兵、特工、特警（民国后期上海有一支全国仅有的特警队伍——飞行堡垒）训练的对象才能如此熟练地进行突袭性质的实战枪击以及驾驶摩托。因此，凶手可能有类似的特殊经历。

　　之三，如同前述之分析，案犯很有可能在1月8日对金潇漪栽赃陷害后，利用金潇漪被黄浦分局羁押的那段时间密潜柏氏夫妇住所进行过搜索。事后，案犯消除了室内所有翻动过的痕迹，柏氏夫妇当晚回家后没有察觉，否则，巡捕房刑事探员出身的柏森林肯定会作出反应，要么报案，要么加强防范。而柏既没有报案，估计也没有加强防范，否则就不至于挨黑枪身亡了。柏氏住所所在的提篮桥区大连路原属公共租界，并不偏僻，有人潜入的话，很有可能被邻居或者过往路人看在眼里。因此，这也是需要进行查访的一个内容。

　　之四，如果案犯在柏氏夫妇住所和柏森林的事务所都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是否还有第三处藏匿地点？抑或东西就藏在上述两处地点之一，只是案犯没有找到？专案组有必要在这两处地点继续搜索，以期发现破案线索。

　　之五，柏森林如果真的藏匿着使案犯感兴趣的东西，他生前是否向其妻金潇漪透露过？当然，出于刑事探员的职业习惯，这种透露并非故意，有可能是不慎说走了嘴，金潇漪不一定能意识到。不过，此刻丈夫被害，她会不会回忆起什么？所以，应派员与金潇漪接触，了解柏森林生前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上述五路调查宜同时进行，但专案组只有十多名刑警，驻地也必须留人值守，加之专案组长侯季五是黄浦分局局长，还得兼顾分局其他工作，能参加案情分析会就不错了，根本没有时间直接参与调查。

　　如此，力量一分散，每一路就只有两人了。副组长凌丰原本分工留守，可众人出发前他却改了主意，指定其在市局刑侦处的助手火于道代替他值守。他打算去见见金潇漪，因为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直觉，与那个脸上有一道刀疤的前女子银行职员当面谈谈也许会有收获。

　　之前奉命留在柏氏住所负责保护金潇漪的男女刑警各一仍在坚守。他们向凌丰报告说，今晨已由派出所告知金潇漪其夫身亡的噩耗，担心她经受不住这个打击，还请来了医生，但金潇漪显得很坚强，尽管眼泪滂沱，但没有昏厥之类的反应。她提出要去看丈夫的遗体，被警方劝阻，答应稍后带她前往。此刻凌丰和刑警陆鸣登门，她还以为是带她去看丈夫遗体的，听见摩托车引擎声，马上从里间往外走，与凌丰两人正好劈面相遇。

　　从金潇漪那副失魂落魄的神色可以看出柏森林的被害对金潇漪的打击之大。凌丰过来途中特地去医药商店买了一打口罩，当下递过去，说今天蛮冷的，你戴上口罩吧。金潇漪道谢后，却把口罩放在一旁，摇头低语：“他走了，我这颗心也死了，戴不戴口罩无所谓了。从今天起，我出门再也不戴口罩了！”此言使凌丰蓦地一惊，寻思这是一个痴情女子啊！

　　问金潇漪8日傍晚她被丈夫从分局接回家后是否留心过家里有什么异样，金说当时心烦意乱，根本没有留意。那么柏森林呢，他有什么反应？金潇漪说，柏森林担心她经此变故精神会出问题，给她下了碗面条，“逼”着她吃了一些，就骑摩托带着她去了拉都路（襄阳南路）一位法国精神病专家的家里，那位专家叫马泽尔，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和柏森林相识于十多年前，那时柏还是巡捕房的侦探。马泽尔先生跟金潇漪谈了两个小时，用如今的术语说就是进行心理抚慰。最后，马泽尔先生说此事有可能传到街坊，引起邻里的议论，那对金潇漪又是一次打击，建议柏森林去黄浦分局提出要求，请分局出具一纸书面结论，再由派出所公开澄清此事。

　　夫妻俩觉得此举很有必要，当晚回家后，金潇漪要求丈夫尽快去黄浦分局。可柏森林说他明天事务所有事走不开，一批通过事务所介绍给华东军区卫生部的进口西药到货后，经军方检验发现有问题，他已经和军方约好，明天去江湾军需品仓库实地查看，当场提取样品送检。这事折腾下来估计得一整天，去黄浦分局恐怕要后天了。

　　金潇漪所说的情况，刑警在勘查事务所现场时已经听庄会计说过，在柏森林的办公桌上也发现了柏根据复检结论起草的一份情况说明。如此，柏森林昨天为何要在事务所待到那么晚的原因就清楚了。

　　刑警与金潇漪继续往下聊，金潇漪无意间说到的丈夫生活中的一个反常细节引起了凌丰的注意：早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时，柏森林的脾气在同事中就有口皆碑，待人一向和善，甚至对被捕的人犯也比较照顾，不少小瘪三都称他为“活菩萨”。在气氛压抑的租界巡捕房尚且能保持这样一份平和心态，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更不用说，四邻八舍、摊贩乞丐，他见之都温和有礼，别人有求于他时，能帮总是帮一把。在家里也是这样，偶有上门来修理房屋煤气水电的工人，柏森林都是笑脸相迎，好茶好烟相敬，付的工钱足尺加三，属于职务行为如修理煤气电灯的，则付给小费或赠以物品。可是，两年前柏森林却对上门修理电路的工人发了一次火，神情语气都是前所未见的严厉，只有当年柏森林开枪抓捕对金潇漪图谋不轨的两个流氓时可与之相比。

　　那天，家里的电线发生故障，柏森林上午去事务所上班时打电话向电灯公司报修，对方答应下午派工人上门。柏森林因此提前下班，回家后没多久工人就过来了。检查书房线路时需要打手电照亮，可工人忘了带手电筒。柏森林家里本是准备着手电的，但长时间不用，电池跑电不亮了，柏森林就出门去附近商店购买电池。在此期间，电工师傅为了节省时间，让女主人点了蜡烛照明，发现了故障原因，处理好后接通电路进行测试，见写字台上有一盏台灯，就随手按下开关。台灯时明时暗，师傅就把台灯拿在手里移动着，查看究竟是台灯本身的问题呢还是线路问题。就在这时，柏森林买了电池回来了，见电工此举，竟然大恼，上去一把抢过台灯，严厉训斥对方“乱动东西，没有教养”。一旁的金潇漪看不过去，劝阻了几句。柏森林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刻向电工师傅表示歉意，对方离开时他还让妻子拿了两包香烟相赠。

　　凌丰听到这里，朝陆鸣看看。小陆1948年考入旧政权警察局交警总队，当了一名交警。其时他已是地下共青团员，此举系奉命而为。上海一解放，地下变成了地上，组织上将其调

　　到市局刑侦处当了一名刑警。小伙子机灵，刑警只干了七个来月，就已经从留用老刑警那里学到了寻常新警员一两年才能学到的东西。当下立刻会意，意识到那盏台灯里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便向书房走去。

　　果然，凌丰已经没兴趣再听金潇漪说什么了，对女主人说要去书房看看，金潇漪自然同意。这盏台灯的款式相当新颖，采用医院手术室的无影灯技术，开关是按钮式的（当时市面上一般都是扳压式，偶有使用拉绳开关的已是被人赞不绝口的新产品了），灯架最为别致，是可以随意扭曲上下左右移动位置的软管式。凌丰一眼就盯上了那节镀着克罗米的白铜灯架，问这么漂亮的台灯是从哪里买的。女主人回答说，这是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妇俩去逛中央商场时购买的美军剩余物资。

　　凌丰把台灯拿在手里，嘴里赞叹着，手里已有动作。他此番前来原本就有“复查”准备，生怕金潇漪这里没有工具，就自带了一套电工工具。此刻三下五除二把台灯拆开，放在桌上进行检查。先看台座，喷着浅绿色油漆的长方形外壳内，两端固定着两块镀锌平衡铁，两块平衡铁交界的缝隙间整齐地排列着电线。凌丰用螺丝刀拧下平衡铁，检查下来是实心货，那就不可能藏匿什么东西了。然后，把无影灯罩拆开，里面安装着七个小灯泡，并无藏匿物品的空间。

　　陆鸣在一旁注视着凌科长的动作，见状不无失望地轻叹了一口气。没想到凌丰竟似胸有成竹一般，拧松了灯头连接处的螺丝，从灯架的另一头把电线慢慢往外抽。电线在线管里卡得很紧，必须小心翼翼来回转动着一点点往外扯。凌丰很快就发现了电线卡得很紧的原因：扯出的两股电线中，夹缠着一截皱皱巴巴的蜡纸！

　　取出蜡纸，里面是一张同样皱皱巴巴的宣纸，好在上面的字迹依然能分辨出来。凌丰一目十行匆匆把宣纸上的文字浏览了一遍，不由倒抽一口冷气，随即把宣纸按原样裹于蜡纸内，仍旧夹进电线，放入线管，再把拆开的台灯恢复原状。然后，他对在一旁看得瞠目结舌的金潇漪说：“这台灯我们要带走，请金女士也跟我们走一趟。”

　　金潇漪不解，问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把她带走。凌丰向她解释：“是什么东西回头会告诉你的，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不是‘带走’，而是有情况需要了解，了解过后，会立刻安排你去看遗体。”

　　不解的不单是金潇漪，一旁的刑警陆鸣也感到不可思议。此前，他对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凌科长不是很熟悉，但都在一幢楼内办公，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眼中的凌丰永远都是一副从容不迫胸有成竹的样子。可此刻的凌丰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看过裹在蜡纸里的那张宣纸上的文字后，他的神情居然很紧张。陆鸣不知是怎么回事，又不好问，只得服从凌丰的指令，带上金潇漪去分局。

　　离开前，两个留守刑警之一、女刑警小彭向凌丰报告，曾有邻居向她反映，称1月8日上午十点左右，一个戴着一顶宽檐帽、脸上捂着口罩的男子前来柏氏夫妇住所叩门，里面的人把门开了一条缝，那人进去后门迅速关上了。凌丰判断这两人应该就是对柏氏夫妇的住所进行搜索的家伙，先来的那主儿八成是个身怀绝技的“锁王”级角色，他开锁潜入后发出暗号，附近等候着的同伙便叩门而入。凌丰寻思，既然是开锁的，跟刑警老朱是同行，可以请老朱访查这条线索。

　　那么，凌丰在那张宣纸上看到了什么内容呢？返回专案组驻地黄浦分局后，他立刻提着台灯去见专案组长、分局长侯季五。先说了说情况，正要拆开台灯取出宣纸，被侯局长阻住，说不必看了，咱俩立刻去市局向领导汇报吧。

　　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看了那张宣纸上的文字后，当即宣布：原“1·10”命案专案组暂停一应工作，所有卷宗材料移交给“悬办”。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密件，要求对密件中所列发生于建国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重大悬案进行调查。上海市公安局抽调精干侦查员组建了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下设六个调查组。

　　稍后，北京又向上海方面下达了十几起需要由“悬办”侦查的案件，其中一起简要案情如下——

　　1925年11月，毛泽民奉中央命令，赴上海就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兼中央秘密印刷厂（所）负责人。

　　从这时起至1932年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毛泽民在中与敌人周旋，一直主持秘密印刷厂和地下发行工作。中央印刷厂在上海几经辗转、多次搬迁，冒着巨大风险印刷了大量党的重要文件和刊物，为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创造了宣传战线年春，秘密印刷点“协盛印刷厂”遭到敌人破坏，化名杨杰的毛泽民不幸被捕。在沪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获悉后，第

　　一时间部署营救工作，毛泽民则利用敌人尚未掌握自己真实身份的时间差，巧妙与敌人周旋，终于脱离了敌人的魔掌。

　　事后，周恩来下令调查敌人是如何获知有关“协盛印刷厂”的情报的（该厂是获得公共租界工部局经营印刷执照的厂家），但直到1932年中央机关迁离上海也未能查明情况，从此成为一桩悬案。

　　建国后，中央决定对解放前发生的涉及我党我军的重大历史悬案进行调查，该案也在其中，被命名为“协盛案件”。

　　1949年12月中旬，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北京通知后，随即把需要调查的历史案件传达至本系统科级以上干部，凌丰也在知晓此情况的干部之列。读到藏匿于台灯内那张宣纸上的内容后，他意识到“1·10”命案不是一般的凶杀案件，而是关系到重大历史悬案线索的一桩特大案件。

　　“悬办”四组奉命承办“1·10”命案。新组建的专案组由“悬办”四组的四名侦查员郁益卿、梁广径、李璞、徐升发为核心，原“1·10”专案组的刑警除两位组长侯季五、凌丰归建，其余均转移至新专案组，接受郁益卿等四人的指挥，如无特殊情况，他们不参加案情分析，只负责执行使命。

　　这样，案情分析会就只有郁益卿等四侦查员开了，先传阅了那张宣纸，内容如下——

　　公共租界爱尔近路春晖里（今安庆路）约半年前新开一家印刷厂，名“协盛”，老板姓杨名杰，系一三十余岁男子，体态魁梧，浓眉大眼，额头发际明显高于常人，操湘东口音；此人纠集一伙操湘中口音之精壮汉子操办印务，食宿均在厂内，据悉工友若无准许不得擅自外出，如获准外出亦不得单独出行，须两人以上同行方可，且外出时间受到严格限制。

　　该厂东伙行为诡谲，形迹可疑。鉴于沪上日前有报载消息称租界巡捕曾在外滩查获随身携带共党宣传品之可疑者，故疑杨氏所执掌之“协盛”厂应系印制共党宣传品之据点。特此检举，祈盼查究。——三月二日

　　从内容看，这是一封匿名告密信，写信人用的是毛笔，但一手小楷字水平一般，用民国时的标准衡量，顶多初中毕业；从遣词造句以及行文语气看，写信人写这封信时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以上，平时经常阅读报纸，而且比较留意政治类信息。当时上海滩报纸比较多，不但有中文报纸，还有英文报纸，所刊登的社会新闻中时不时可见“抓获共党分子”之类的报道，但寻常百姓对此类信息基本没有兴趣。可是，这个写信人却在告密信中举了公共租界发生的事例，而“协盛印刷厂”所在的爱尔近路春晖里也属于公共租界的地域，可见此人知道公共租界巡捕房对的案子是很重视的，这封告密信递出去之后应该会引起巡捕房的注意。

　　事实也是如此，也就不过十多天，就发生了“协盛”被查封、毛泽民被捕的重大事件。

　　告密信写在一张13×9厘米的宣纸上，纸张质量一般，从一侧沿口的毛边判断，这应该是一张裁下来的边角料。这种纸张的来源有两种，一是来自于书画师丢弃的废料，二是从专门出售废纸边角料的商店购买。

　　但眼下无法以此作为判断告密信作者身份的线索，因为“协盛事件”发生至今已有二十二年，中间经历了帝国主义租界、、日伪统治时期，发生了太多的变故，根本无从查起了。

　　那么，应该怎样对该案进行调查呢？四名侦查员讨论下来认为：从现有的线索来看，只能说二十二年前曾有人向公共租界巡捕房写过告密信告发“协盛”，至于秘密印刷厂被破坏以及毛泽民的被捕是否该行为所引发，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更使人感到不解的是，这封告密信竟然是由租界巡捕房的一名刑事探员保存在私宅，而不是保存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政治案件档案中。

　　已被杀害的柏森林是否与“协盛案件”有关？这是今后调查的一个方向。第二个调查方向即是“1·10”命案，此案肯定与当年的“协盛案件”有关。

　　接着进行人员分工，专案组四名核心成员负责调查告密信与柏森林的关系；原“1·10”命案专案组的刑警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案进行调查。

　　1月11日下午，专案组长郁益卿率梁广径、李璞、徐升发三侦查员前往提篮桥分局，查阅柏森林在上海解放后按照军管会发布的通令，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登记时留下的记载。

　　柏森林于1923年10月十八岁时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接受半年训练后被分派到公共租界汇司捕房当了一名刑事探员，在该捕房一直干到1941年底方才离开，改行做起了生意。其在材料中声称，在巡捕房服务期间，参与过多起刑事案件的侦查，抓捕过多名人犯，但都是刑事罪犯，没有政治犯，也没有参与承办过任何政治性案件。

　　然后，郁益卿四人又去了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库，查阅1928年3月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中有关汇司捕房的卷宗，没有发现查抄“协盛印刷厂”的记载。

　　侦查员在接受使命时，上级给了他们一份来自北京的案情简要说明，里面记载了“协盛案件”的大致过程—— “协盛”厂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遭到巡捕的突然搜查，毛泽民因是老板，搜查之后当场被带走。组织上通过其他捕房的内线（当时在汇司捕房没有内线）辗转获知，该捕房政治部是获得密报后决定对“协盛”进行突然搜查的。

　　之后，化名杨杰的毛泽民被扣上手铐，没带往巡捕房，而是带到一家旅馆进行讯问。“杨杰”坚称自己是商人，不懂什么，谁给钱就给谁印。

　　办案巡捕给了个罪名，说是“印刷赤色刊物”，已经犯法，须交纳罚金。罚金数目巨大，“杨杰”虚与委蛇，答应设法筹款，并把厂房、机器设备和纸张等作为抵押，在交纳八百元预付罚金之后被释放。这一去当然就彻底拜拜了。

　　对于巡捕房来说，这属于一起中途流产的案子，无法给予定性，就没有接着补充什么卷宗材料，甚至连结案报告也没有——根本结不了案。因此，此刻侦查员也查不到捕房当初是从哪里获得的线索。

　　郁益卿等四人分析下来，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个无名氏写了告密信，没有通过邮寄途径往汇司捕房投递，而是交给了可能与其熟识的巡捕捎往捕房，那个捎信者可能是柏森林，也可能是其他人。但是，捎信者并没有上交这张条子，只是口头向捕房政治部复述了纸条上的内容。这张宣纸条子也没有销毁，由于某种原因落到柏森林手里——如果捎信者不是柏森林的话。

　　但是，柏森林为何要把这张条子保存到现在呢，而且挖空心思藏得如此严密？这足以说明这张条子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留着当然不是作为纪念品，而是有着其他目的，比如获取利益。

　　据此推断，告密信的作者也许不是寻常百姓。那么，该作者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侦查员反复讨论，却没有头绪。

　　这时传来消息，奉命执行另一个方向调查的刑警取得重大突破：潜入柏氏夫妇大连路住所的案犯楚一郎已被抓获！

　　该犯的落网是刑警老朱、王九鸣、石春晖三人的功劳。这三位接受使命后，随即商量该如何开展工作。老朱说要访查这么一个家伙其实并不犯难，不必查旧刑档，那太费时间，直接到社会上那些有过前科、后金盆洗手改行做锁匠的人员中打听即可。

　　这类人虽然改行当了锁匠，但大多水平一般，应付不了难度较高的活儿，为了提高技术，他们就会去找有前科的高级锁匠请教。时间稍长，这些人互相之间会传递一些信息，这类信息寻常锁匠是不会知道的。于是三人就开始进行调查，还没查出线索，专案忽然被叫停，调查暂时搁置。

　　日前，三人转为新专案组的成员，虽然对调查什么案件不清楚，但分配下来要干的还是这一摊活儿。那就不必再分析了，按照原先的思路继续干就是。应该说，他们的运气真不赖，很快就查摸到一个嫌疑对象楚一郎。

　　楚一郎属于民国时期上海甚至全国具有“锁王”级技术的大盗中最为另类的一个：第一，这是一个天生的两性人；第二，他没有拜过师傅，是“自学成才”；第三，他属于“大器晚成”，之前不过是吴淞区吴淞镇上的一个仓库守夜人，直到抗战初期才“学有所成”，过了数年开始显露技艺，一出手就成了名；第四，他作案并不“亲临一线”，而是为那些对付不了保险箱的窃贼提供服务——他自己开了一家店铺，窃贼们把开不了的保险箱搬到他的店铺里，据说其手段高超，每一个保险箱都是采用非破坏性手段打开的。

　　不过，据向刑警提供上述情况的锁匠说，楚一郎在上海解放前一年就已“金盆洗手”。刑警好不容易才觅得这么一条线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于是直奔吴淞镇，向吴淞分局调取楚一郎的指纹档案。

　　上海解放后，公安局对特种行业的从业者进行登记，锁匠行业也在其中，刑警估计楚一郎在吴淞分局治安股应该有指纹档案。

　　可是，吴淞分局却没有楚一郎的指纹档案。因为此人并非执业锁匠，而是摆了个修理五金电器钢笔等零碎东西的摊头，不涉及锁具，所以分局并未通知他前来建立指纹档卡。刑警说，那就给他补办一份指纹档卡吧。分局治安股随即派员传唤楚一郎。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楚一郎算不上闯过江湖的角色，他从来不直接出场作案，只是等候寻常盗贼送货上门为其提供开箱服务，收取一份“劳务费”。因此，他几乎没有江湖经验，

　　连切口也不会，更别说对付警方的反侦查手段了。他跟着警察一到分局，听说让他做一份指纹档卡，顿时大惊失色。三刑警见状，马上意识到有戏，随即给他扣上了手铐。

　　楚一郎被押解到专案组驻地后，由郁益卿等四名核心组员进行讯问—— 楚一郎现年三十六岁，其父生前供职于吴淞码头海关仓库。楚一郎十六岁时，其父与夜晚潜入仓库的窃贼搏斗，不幸遇害。楚家获得了一笔抚恤金，楚一郎得以接替其父成为一名仓库守夜人。

　　楚一郎是两性人，性格原本内向，生理缺陷以及夜班职业导致其与他人接触甚少。二十岁那年的冬至夜，楚家失火，全家遇难，只有楚一郎因在仓库上班得以幸免。家没了，在旧社会政府是不会过问的，好在仓库方面念其父因公殉职，特地拨出一间原先堆放杂物的小屋作为他的单人宿舍。仓库方面自然想不到，此举竟在无意间成就了一个“锁王”。

　　楚一郎住的小屋就在专门存放进口五金物资的库房旁边，库房一角常年堆积着几十甚至上百口大大小小的保险箱，多是海关查没的走私货，也有运抵之后由于纳税或者报关问题导致客户不能提货而放弃的无主货品。这类货物越积越多，库房堆放不下，索性堆在他的小屋周边，长期日晒雨淋，渐渐损坏。

　　仓库主任想把这些旧货打发掉，往上打报告，上峰批示说只有严重损坏到箱锁锈蚀无法正常开关，经海关派员点检无误，方可作为废铁处理。主任便想了个办法，让人设法把箱门打开，锁舌位置涂上腐土淤泥，集中一批后再请海关来人检查。原以为动用工具能把箱门强行砸开，哪知几个杂役费尽力气也对付不了。

　　此人外号徐瘸子，其实对开锁一行半生不熟，但他把自己包装为高级技师，事先让仓库备了一套舶来品（也是罚没品），自己也带了一套据说是自制的奇形怪状的钩子，

　　说是“开锁神器”。仓库主任指派楚一郎为他打下手，每天好酒好饭款待。一个月下来，保险箱换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对付不了换中的，中的开不了换小的；什么立式、卧式、单门、双门都一一试过，每每折腾到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却一个也没打开。一个月后，仓库主任终于失去了耐心，把徐瘸子赶走了事，事先说好的报酬和答应相赠的那套舶来品自然不给了，连徐瘸子自己带来的那套特制钩子也没收了，都扔在楚一郎屋里。

　　楚一郎寻思反正闲着无事，跟着徐瘸子打下手，看了一个月，大体上也知晓开锁的路数了，他就用那土洋两套工具，抱着玩儿的念头尝试打开保险箱上的锁具。

　　这样，楚一郎除了吃饭、睡觉和夜间定时巡逻，一天中至少有十个小时花在琢磨如何开锁上。他原本对手工活儿有天生的灵性，海关缉私队、警卫队的枪械损坏了都是找他来修理的，他修不了的再送枪械修理所处理。时间稍长，他对开锁渐渐有了感觉。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夕，楚一郎终于打开了第一个保险箱。之后，他继续琢磨，技艺渐精。这年11月中旬，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华界，海关仓库也随之沦陷。不过，仓库的杂役仍然留用，楚一郎仍旧干他原先的活儿。

　　不久，日本人发现他会修理枪械，还会开保险箱，如获至宝，立刻称其为“楚桑”，让他不必再干杂役活儿了，专门解决保险箱的修理问题。

　　当时日寇华东派遣军需要大量保险箱下发给各地驻军、宪兵以及日办洋行使用，楚一郎由此受到了优待，日本人还在吴淞镇上给他准备了一幢小洋房作为寓所，但他很少去住，大部分日子仍旧蜷缩在原先那间小屋里。

　　日寇以为“楚桑”头脑简单，容易控制。他们没想到的是，头脑简单的人一根筋儿，更容易做出让人吃惊的事。当时在沪上活动的“军统”上海区特工不知怎么获悉了楚一郎的情况，悄然收买了仓库的中国杂役，命其跟楚接触，“晓以民族大义，激发爱国意识”。

　　楚被说服后，受命于1940年元月3日晚将炸药包放进露天仓库的临时军火囤货点，随即由“军统”特工接应撤离吴淞。这次行动，炸毁日军部分枪械和通讯设备。

　　此后，楚一郎就失踪了——被“军统”安排到安徽屯溪开了一家杂货铺子，靠经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抗战胜利后，楚一郎返回上海，从此与“军统”断了关系。

　　这时，海关吴淞仓库已经关闭，楚失去了生活来源，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栖身镇口的一座破庙里。身边还有一点儿钱钞，他寻思自己有开锁技艺，去置办些工具在街头摆个锁匠摊头吧。工具置办好，正要去警察局办理登记手续，忽然来了一个男子，说楚先生是抗日英雄，决无街头设摊之理，政府不管您，我们管！请楚爷赏脸，去镇内的“觅春酒楼”小酌，聊表敬意。

　　这一去，楚一郎就上了贼船。原来，对方是沪上几个无名黑道小子组建的“崇时帮”的大头领景守青。该帮以时迁为祖师爷，专门行窃。他们所制订的目标堪称宏大，声称要“富可敌国”，具体活儿就是撬窃保险箱。

　　可是，保险箱不是想撬就可以撬得开的，连拜师学艺也找不到门路。正犯愁间，该帮一个叫蒋念米的小蟊贼是吴淞镇人氏，听说当年日军军火库爆炸后遭日本宪兵四处缉捕因而名噪一时的“锁王”楚一郎回到家乡穷困潦倒的情况，喜出望外，马上向景老大报告，景即制订计划请楚出山。

　　跟楚一郎一谈，楚当即拒绝。景守青马上翻脸，说楚爷如若不识抬举，那您今天只怕就没法儿活着出这酒楼的门！楚一郎知道躲不过了，只好说“可以商量”。

　　商量的结果是，“崇时帮”尊重楚爷的意愿，答应永远不逼他外出作案，而且楚可以不离开吴淞镇，由“崇时帮”给他准备前店后宅格局的房子，开一间修理五金电器的店铺，正常营业，“崇时帮”如若有保险箱需要他相帮打开的，可送到店里去操作。

　　就这样，楚一郎为“崇时帮”效力两年多，据其回忆，打开的保险箱至少有三十多口。至于里面有多少赃款赃物，那楚一郎就说不上来了。按照江湖规矩，别说是赃物了，哪怕果真是丢失了钥匙或忘记了密码请人开保险箱的情况，锁匠把锁具打开后，开一条指余宽的缝隙就必须主动离开现场。

　　楚一郎为“崇时帮”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景老大给他的“劳务报酬”却少得可怜，甚至不及后者开修理铺的正常收入。楚一郎却不计较，毕竟房子是人家给他准备的。

　　当然，像老大这种做法，已经完全违背了该帮祖师爷时迁“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江湖法则，到1948年6月终于遭到报应，系列盗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破获，景老大等几名首领全部被捕，军法处置，一律枪决。案情也涉及楚一郎，但警备司令部没抓他，只是到吴淞来搜查了楚的店铺和住处，用汽车拉到侦缉大队做了一份笔录，一声“等候处置”就把他给打发了，结果是再也没有来找他，就像将其忘记了一样。

　　对此，楚一郎倒不糊涂。他知道侦缉大队不是忘记了他，而是因为他当年协助“军统”特工炸毁了日军弹药仓库——

　　正式做笔录前，负责讯问的中校军法官跟楚一郎聊过此事，还说那时他也在“军统”效力。

　　“崇时帮”被摧毁后，江湖上提起楚一郎的话头反倒多了。“楚爷”的传奇一度传遍了江南黑道，经常有人去吴淞拜访，当然各有用意，合法的和非法的。对于楚一郎来说，只要不是像景老大那样用暴力威胁，他都能对付得了。如果一直是这种状况，也就没有往后被扣上手铐的一幕了。

　　不幸的是，去年12月29日那天来了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男子，当时已经暮色初降，楚一郎准备收摊了，正要开口让对方明日请早，那人却从风衣里亮出一支左，稍显即隐，嘴里吐出两个字：“明白？”

　　楚一郎意识到，自己的太平日子又要告一段落了。当下脸如土色，瑟瑟作抖，只有点头的份儿。于是关起门来说话，来者干脆利落，言简意赅，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死，要么听从吩咐，相帮干一桩活儿，酬金由楚爷开！

　　楚一郎最怕的就是一个“死”字，只好答应效力；至于酬金，不敢领受，免生后患。对方马上称赞楚爷懂江湖规矩，许诺以后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可以去找他。到这当儿，左当然已经收起来了，还冲楚一郎弯腰作揖，自我介绍说姓印，印刷的印，唤其“老印”即可。至于今后怎么跟他联系，回头他会派人来通知。

　　元旦那天，老印的使者来了，一来竟是两位。楚一郎一看，都认识，是原“崇时帮”的两个成员，一个叫李山，一个叫汪春，曾多次往他的店铺里送过保险箱。

　　那二位嗜酒，而且酒量颇大。每次来总是自带酒菜，待在旁边一边喝酒闲聊，一边等着他把保险箱打开。喝酒的速度视其开箱进度而定，开得快他们喝得也快，有时遇到难度高的，弄上半宿甚至一个通宵，那二位竟然可以喝个不停奉陪到底。

　　这种韧劲十足的角色让楚一郎有点儿憷头，所以对他们一向很客气。这次，更是客气了，他知道肯定是这二位把他“介绍”给老印的，那说明老印相信这两人的话，如果他招呼不周，这二位回去之后跟老印嘀咕些什么，没准儿老印在用过他以后就会灭了他。

　　因此，1月7日下午四时许李、汪两人再次现身，让楚一郎带上一应工具跟他们走时，他只好乖乖从命。李、汪将其带到他俩在榆林区华德路（今长阳路）的住处，弄了些酒菜招待他，吃喝中楚一郎得知，这二位是结拜兄弟，汪对李很尊重，一口一个哥，竟比嫡亲兄弟还热络。李山告诉楚一郎，明天三人各有事儿要做，他和汪春一路，楚爷在这边等候老印来接。

　　1月8日一早，李山、汪春就出门了，不久老印坐三轮车来了。老印让车夫在附近等候，他进门后先向楚一郎说了一会儿要做的事儿——只管开锁，其他不必过问，然后两人出门坐了三轮车离开。这一去，目的地是大连路柏氏夫妇的住所。对于楚一郎来说，打开门锁以及在里面的开锁作业那是小菜一碟。他只负责开锁，翻箱倒柜是老印的活儿。

　　楚一郎昨夜担惊受怕，一宿没合眼，开完锁后竟蜷在沙发上睡着了，最后还是老印把他推醒的，两人把屋子里翻动过的地方恢复原状后离开。他并不知道老印来找什么，是否找到了。出门后，老印给了他一些钞票，让他自己找个地方吃饭，然后叫车返回吴淞。

　　楚一郎回到吴淞镇时，正好遇到派出所负责治安的副所长，二话不说唤住他作了一番法制教育。

　　楚一郎心惊肉跳，几乎崩溃，寻思别是刚才那事儿被派出所轧出苗头了，不敢回住所，溜到镇口的表弟家住下来。想想似乎不牢靠，正盘算是否去安徽屯溪投奔当年自己被“军统”安置在那里开店铺时认识的轧米厂老板处暂避，派出所民警寻过来，将其唤到分局按指纹留档。

　　讯问结束，专案组随即派员去华德路将李山、汪春抓捕归案。分别讯问下来，那两人都供称系受老印指使，按照指令干事，除了楚一郎供述中相同的内容外，还负责实施在电车上对金潇漪的栽赃，李山化名宋某充任失主，汪春则以吴某的名义当了一回“证人”。

　　那么，两人是怎么跟老印认识的呢？李、汪供称，1948年6月，“崇时帮”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破获，李山、汪春两人也被逮了进去。

　　以他们参与作案的程度，即便遇上军法官有喜事儿心绪大好，只怕也得判个十八二十年，如果正好姘头跑路、炒股赔钱、赌博背运、家里死人什么的，随手在名字上打个红勾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李、汪两个竟然交上了好运，不但关押期间没吃什么苦头，最后还得以全身而退。

　　如此好运，缘于侦缉大队督察官印一琨。印系中央宪兵三团上尉，当时该团驻于沪上，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向警备司令部及驻军派遣督察官，印一琨以上尉参谋之职被派驻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印系苏北宝应人氏，毕业于中央军校，个人军事技术很棒，脑子也比较活络，就是品行不端，吃喝嫖赌，手头经常拮据，债台高筑。他到侦缉大队任职伊始，正好“崇时帮”案发，多名帮众被捕，其中包括李山、汪春。印一琨人甚聪明，心眼可谓玲珑剔透，他之前并未办过案子，只在牢房里转了一圈，随口问了问景老大等人的基本案情，心里就作出了一个判断：李山、汪春可以不死。

　　印一琨跟李山、汪春非亲非故，平生还是第一回见面，为何关心这二人的死活呢？这是因为他把李、汪跟自己今后的筹财需求结合在一起了。他认为景老大等头目必死无疑，而眼前这两个苏北同乡看来能量还可以，对其罪行的处罚似乎可以“商榷”，如果自己出面救下他们，日后必可为己效命纳财。

　　主意打定，印一琨就开始盘算与哪位军法官商谈此事。这时，军法处副处长徐应发来找他了。徐副处长受友人请托，要为另一案子中一名八成会被判死刑的惯匪求情留命，担心被宪兵督察官察觉，闹不好丢官甚至丢命，故先来探口风。印一琨一听，正中下怀，就说了想开释同乡李山、汪春之意。两人一拍即合，达成协议。

　　接着，印一琨关照一个年轻书记官冒充军法官去跟李、汪接触，把两人的罪行说重一些，简直就是罪无可恕，难逃一死，惊得两人脸如土色。然后，又出面跟李山、汪春谈话，一口苏北腔顿时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最后表示可以拉他们一把。救命稻草出现，李、汪哪有不伸手之理？当下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督察大人救命，许诺只要给他们一条生路，日后如有差遣，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就这样，印一琨收罗了李山和汪春，很快就把他们开释了。之后，李、汪果真视印一琨为再造父母，每月两三次前往拜见，孝敬通过不法手段获取的钱财，还为印一琨摆平过因嫖娼、赌博引发的纠纷。

　　不久，上海解放。此时印一琨已经退出行伍，在一位朋友开的公司里帮忙。他知道自己以前欠过人的血债，自然不敢去公安机关主动登记。其间与李山、汪春见面，三人商量，照这样子只怕混不长久，决定偷渡香港。印一琨说偷渡需要经费，我们几个要抓紧捞上一笔。

　　李山、汪春自是言听计从。无奈解放后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管控甚严，像李、汪这样的职业犯罪分子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案子越来越不好作。个把月里，两人只作了几起拦路抢劫的小案，所获赃款只能勉强供其挥霍，要想积蓄偷渡经费那就等同于做梦了。正发愁的时候，印一琨来找他们了，说他接到了一茬活儿，雇主出价很高，干下来的话，足够三人逃港的经费了。于是，就有了以上一应犯罪行为。

　　对印一琨的缉捕行动很顺利。他是住在其供职的公司里的，十几名便衣赶过去，四下包围，让事先请过来的公司老板开门，刑警闪电般冲进去，把正在睡觉的印一琨抓获。警方行动如此迅速，大出印一琨的预料。原本他估计这案子会被侦破，但至少得用个把星期的时间，那时他肯定已经转移了。所以，他用来杀人的那支手枪尽管习惯性地放在枕头下面，但警惕性不足，动作比便衣慢了一拍，只有束手就擒。

　　专案组原以为人枪俱获，而且有李山、汪春两个同案犯的旁证，讯问会进行得比较顺利。只要获取了印一琨的口供，再往下追查，当年那个与“协盛案件”相关的案犯就可以缉拿归案了。可没想到的是，这个前宪兵上尉竟然拒绝交代一应罪行。

　　他的想法专案人员倒是也理解，以往也遇到过这样的。印一琨在宪兵三团任职时的历史罪行，再加上如今枪杀柏森林的案子，枪毙两回都够了。交代不交代，他都难逃一死，索性就死扛到底。

　　讯问受阻，专案组四名核心成员紧急磋商，临末作出决定：侦查员李璞、徐升发继续讯问，对案犯实施攻心战术；郁益卿、梁广径休息，三小时后换班继续讯问。其他刑警也是如此，盯着与印一琨相关的情况，轮班分别对李山、汪春进行讯问，尽量详尽，哪怕是平时印的生活细节也要一一了解到。

　　就这样，对两拨案犯同时进行的讯问从1月12日凌晨两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四时许，印一琨竟然坚持不开腔。最令侦查员灰心的是，印并未表现出任何不耐烦的情绪，尽管哈欠频频，但就是跟侦查员耗着。李山、汪春倒是跟印一琨相反，有问必答，不问也答。可是，印一琨这样的角色，不会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李、汪之流，他二人说的再多，于刑警来说也无济于事。

　　傍晚，专案组长下令停止对三犯的讯问，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当晚十点举行案情分析会，核心侦查员与非核心的刑警一起参加，重点讨论应该采取什么路数解决面临的问题。大家认为这样盯着印一琨进行讯问的做法似有“一棵树上吊死”之嫌，看来得另觅良方。一番讨论后，决定暂时把印一琨放在一旁，对之前“1·10”命案专案组发现的两条线索进行调查。

　　这两条线索中的一条是：金潇漪在1月7日曾收到一封落款为“梅志玲”的挂号信，说沪上名刹静安寺的菩萨很灵，许多信徒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愿意去静安寺，不过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往往就会有收获。所谓的收获，也即得到心灵的解脱，无非就是“想得开”、“看得透”。梅志玲劝金潇漪也去静安寺烧一炷香试试。

　　梅志玲是何许人？为什么会给金潇漪写这样一封信，而金潇漪一向足不出户，为何会接受她的建议出门呢？之前调查此事时，柏森林告诉黄浦分局的刑警，梅系金潇漪的发小，两人是老邻居、小学初中同班同学，后来，金潇漪考进了女子银行，梅考进了广慈医院办的护士培训班，毕业后做了一名护士。两人堪称超级闺蜜，早前两人虽然都在上班，但每周

　　必定见面一次，或观影剧，或溜冰游泳，或去郊区赏雪踏青观雨听风。直到1942年金潇漪遇袭破相，这种交往才被迫中止，而且是金主动的。梅志玲听闻噩耗，曾多次登门探视，但金潇漪紧闭房门拒绝见面。柏森林劝说无效，只好建议梅与妻子书信联系，在信中开导开导妻子。从此，梅志玲每周至少寄来两封信。

　　最初，金潇漪只读不回，梅却不肯放弃，一直坚持写信，金潇漪终于回复了。于是，两人就建立了一条新的联谊及交流通道。

　　据柏森林说，梅志玲此举对于其妻的心理康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梅一直深怀感激。曾起过请她吃饭给她送礼的念头，但与金潇漪商量下来，还是觉得不妥。

　　梅是坚定的单身族，不但立誓终生不嫁，而且平时从来不跟包括同辈亲戚在内的男性单独接触，也不参加有男性出席的群体活动。

　　如此，心地善良的金潇漪反倒生出一种内疚感，对梅的各种建议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也算不辜负好友的关心。1月7日收到那封挂号信后，金潇漪就是这样的心态。

　　梅志玲在信中还说，广慈医院最近已与一名法国整容专家签约，对方将于暮春赴沪，在本埠做几场示范手术，梅已为金潇漪争得了一个名额。

　　警方对柏氏夫妇的住所进行检查时并未发现这封信的原件，其时柏森林已经被害，侦查员问金潇漪，金一脸茫然，但坚称她没有把该信札处理掉，记得是放在书房桌上的。侦查员以为是被柏森林处理掉了，当时还有其他线索要查，也就忽略了此事。

　　现在，大伙儿讨论下来，认为这是一条线索：金潇漪正是收到了该信才决定1月8日上午去静安寺烧香的。那么，案犯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这一信息的呢？信是梅志玲写的，难道案犯和她曾经有过接触？

　　另一条线索是：柏森林的事务所平时很少加班，都是到点就下班，两道大门一锁，大伙儿拔腿走路。柏森林更是难得在下班后还待在公司，即便要和客户谈生意，也多半是在饭店酒楼咖啡馆。枪击案当晚柏森林到公司加班纯属偶然，完全是迫不得已。据事务所庄会计说，柏森林那天加班，连所里也没有几个同事知晓，因为多数职员都在外面奔波联系客户。那么，案犯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八、线日，专案组兵分两路对上述两条线索进行调查。原以为需要耗费至少两三天时间，没想到两路调查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当天晚上，就都有了结果——

　　核心组员梁广径、李璞、徐升发三人负责调查梅志玲那条线索，他们去了广慈医院，得知该院有梅其人，系内科的一位护士长，但自元旦以来因家里有事请了假，未曾来院上班。啥事儿呢？说是她父亲病危，半个月不到已经进了三次医院，虽说都抢救过来了，但情况不容乐观，所以她不敢大意，陪护至今。

　　侦查员去了梅父所住的医院，一打听，确有其事，但梅父前天已经出院了。老爸出院了，梅志玲怎么还不去上班呢？侦查员登门询问，梅的家人说她去上海远郊金山县乡下寻觅草药去了。

　　正在这当儿，梅志玲回来了。她这些日子一直在伺候老爸，根本不知道闺蜜家的变故，听说柏森林横死外滩，不禁大惊失色。听清楚侦查员的来意后，又是一头雾水，说她元旦以来没跟金潇漪联系过，根本没写过那封信。

　　说着，便把侦查员请至书房，指着桌上的那台老式“兄弟牌”打字机说，我给金潇漪写的所有信件都是用这台打字机打的，最后一封信是去年12月30日晚上写的，这辊筒上面应该还保留着文字的痕迹，你们可以看一下。侦查员查看下来，果然如其所述。

　　梅志玲又说：“最近一段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给金潇漪写信啊！”

　　侦查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案犯掌握了梅与金潇漪交往的情况，伪造了一封信，目的是把金潇漪骗出家门。如果是这样的话，案犯又是怎么知道梅志玲与金潇漪这种信件交往方式的呢？侦查员向梅志玲提出这个问题。梅志玲说这件事由来已久，知道的人多，因为解放前有记者采访过她，文章刊登在报纸上，用的都是真实姓名，电台也广播过，还评论说像她这样对待患难的好友，是新女性的代表云云。

　　后来，邮局也来凑热闹，说她是沪上女性的楷模，据他们统计，没有哪对闺蜜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频繁通信，呼吁大力提倡这种社交友情——估摸这是邮局为自己的业务拉生意。至于她自己的社交面，其实是很狭窄的，朋友不多，交往也不深，再说工作也忙，加之那种受人诟病的清高和老姑娘身份，都限制了她的社交。所以，很难说案犯是从什么渠道知晓她与金的关系，从而炮制出那么一封假信的。

　　这是对梅志玲的调查情况。另一路由非核心刑警进行的对事务所加班情况的调查也同样没有收获。侦查员估计，可能是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一是案犯于1月8日施展调虎离山计把金潇漪诱离住所后潜入其家，并未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尽管没有招供，但估计就是藏在台灯里的那封告密信，遂决定将柏森林杀害。

　　这样做一是为灭口，二是为获取钥匙后进入事务所继续寻找——案犯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家里没有，那就一定在事务所里了。案犯并不知道柏森林当天要留所加班，以为他会像平时那样正常下班，遂决定在外滩柏森林的必经之路将其截杀。

　　当时的交通状况不像如今这样拥堵，再说案犯打算劫走的是摩托车，大街小巷皆可行驶，况且宪兵出身的凶手驾车技术熟练，有信心在杀人后能够迅速逃离现场。

　　侦查员估计，凶手一直躲在事务所附近某个隐蔽地点，准备在柏森林下班后进行跟踪，在合适的地点下手。没想到柏森林那天加班，印一琨一直等到半夜，柏森林才从事务所出来。

　　另一种可能是，案犯在事务所下班前，比如下午三四点钟，冒充客户往事务所打过电话，直接跟柏森林通话。经纪人每天都会接到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上下家的电话，应该不会引起柏森林的怀疑。柏森林干的是中介，对每一个客户都必须耐心，这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习惯。

　　所以，很有可能在与“客户”的对话中随口透露过晚上要加班的信息，比如案犯以下班后请他吃饭为由试探，柏自然会如实告知当晚加班之事。于是，案犯就获得了这条重要信息，开始做伏击准备。

　　根据上述两个方面的调查结果，专案组继续进行深入追查。十几名侦查员马不停蹄忙活了七天，查明梅志玲对警方所言属实。那么，是谁冒用了她的名义伪造了那封信呢？

　　那封伪造的信件是通过邮局挂号投递的，专案组由此又考虑到另一个调查方向：通过邮局了解相关情况。这桩活儿原本不算怎么犯难，但信封信纸都已失踪，唯一活着的见过这封信札的人就是金潇漪，可金当时根本没想到要看看邮戳，不知道是哪个邮电局寄出的。为此，侦查员着实花了一番工夫。

　　那时寄件存根全凭手写，只能去金潇漪住所地的邮电支局查询。在那里翻阅下来，投递底档中并无该邮件收件人签收的记载。又去上一级邮局，总算在“死信”一栏里查到了该信的投寄情况。估计是案犯出于反侦查的需要，故意写错了收件人住址的路名，填写的是属于另一邮电局投递范围内的马路，而里弄名称、收件人姓名是正确的，但没有写门牌。

　　如此，这封信第一次投递到另一条马路上，当然没有那条里弄，于是退回上级邮局。上级邮局把该信件列入“死信”一栏，转到专门处理死信的部门。那个部门的职员都是老法师级别的角色，对上海滩的地名烂熟于心，看了里弄名，就知道是哪条马路了。

　　于是信件转到相应的邮局，再投递到柏氏夫妇的家里。而这封信的底档就进了“死信”档，签收资料都在那一档的底卡里。

　　可是，赶过去一。